谭功才：语言变身记

谭功才硒园雅吟 2021-10-27

谭功才，男，土家族，原籍湖北建始，现居广东中山。系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，广东省作协会员，中山市作协副主席。在《文艺报》《民族文学》等刊物发表大量散文作品。出版《身后是故乡》《鲍坪》等多部散文集，获得过中国首届土家族文学奖。

语言变身记

文／谭功才

多年前,我们恩施少数民族地区,流传着这样一个版本的故事,说张家来娃子去河南当了几年兵，退伍回来和他老爸去地里挖苕。儿子一口河南普通话问老父亲：“红梗梗儿，绿叶叶儿，开白花儿，这是啥东西？”原本指望儿子当兵跳出农门能吃上皇粮，见儿子三年兵后被打回原形，还带回满口的河南腔，就一挖锄把横扫过去：“格老子的，丢人丢到苕都不认得哒！”一辈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山里人，最反感出了几天远门就怪腔怪板屁股后面三丈近不得人，不是骂其忘本，就是骂其祖宗造孽。

2008年5月，在沿海打工已然八年未回故土的我，再次回到鄂西大山深处的老家时，发现改革开放三十年来，山区虽没像沿海地区翻天覆地的裂变，却也正在悄然发生一系列的变化，许多呆板的传统观念正在被一种现代思想的浪潮戏剧性地颠来覆去。比如，说一口彩色普通话，已悄然成为一种与时俱进的新时尚。

318国道边的红岩寺小镇，是我归乡落脚第一站。那天，长途汽车还没抵达车站，前来接我的亲戚和他的一个朋友，早早就等在了那里。一钻出车门，那人就用普通话向我问好，紧接着亲戚也是一口彩色普通话，弄得我浑身好不自在。原来其人在沪蓉高速公路红岩寺段指挥部工作，因工作关系，与在小镇政府工作的亲戚成了要好搭档。沪蓉高速公路的施工队伍来自全国各地，如果讲恩施话，部分勉强还能交流，更多的人则成了问题。要更好地沟通和工作，亲戚很自觉就转换了语言。想想也是，位于武陵山腹地的恩施，自古就是极其封闭的蛮荒之地，318国道未建成前到最近的宜昌，少则六七个小时，多则整天，冬天遇到大雪封山或者路面结冰，就更难说了。高速公路开通后，到宜昌只要两个多小时，这种变化最直接的受益者就是山里人，不仅出山方便，进来的人也方便。这一进一出的活络，经济一下子就开始升温了。

亲戚坦言，尽管当年当兵也说了几年蹩脚普通话，毕竟是在部队，再憋也得憋。现在的环境却不一样，生活中毕竟熟人占多数，很多时间不得不急遽转换自己的身份，因此也闹出过不少尴尬。不过，时间一长，也就慢慢习惯起来。

在州城恩施拜访文友，晚上去足浴，虽说听到了更为标准的普通话，似乎总感到故土有点拒人千里之外的生分。那时候要在广东找到几个老乡说几句正宗家乡话，尚属比较奢侈的一件事。平时，那些认识的为数不多的老乡都在工厂上班，加班加点特多，聚在一起的日子非常少。整天面对各色人种都得说一口蹩脚普通话，刚开始别扭归别扭，还有点新奇：语文课本上学到的那些普通话，总算是有了用武之地。可时间一长，心里便开始像很久没见到过油荤的那种心慌，到后来就感觉到油荤吃太多的那种堵，越来越厉害。

终于逮到了一次机会。某个长假期间，破天荒我们一个县七八个老乡聚在一起，吃着花生喝着啤酒说着乡音好不痛快。偏偏出了个忘宗忘祖的仙人板板，一口恩普（我们称恩施普通话为恩普）成为那次聚会最不和谐的因子。作为老乡，又不好意思明说，便转弯抹角地讽刺加日决，你方唱罢我登台，最后实在是难以招架而灰溜溜而走。

多年未回过老家的我，迫不及待地想“饕餮”一顿乡音大餐也就属于情理之中了。于是，我固执地用亲切的乡音，想将“她们”拉回到我的轨道上来，“她们”却倔强着用普通话来回答我的一切疑问：“近几年来州城变化挺大，随着投资的软硬环境不断改善，越来越多的外地老板前来山城投资。再加上沪蓉高速公路、万枝铁路的兴建，这些客人便成为主要消费群体。老板规定上班时须说普通话，否则，是要扣钱的。”

“跟谁过不去，也不会跟钱过不去。对吧，老板！”

与现实生活握手言和，并非完全的妥协。适当的让步或者等待，有时实则是一种进步。因为，量的变化最终会引发质的变化。

记得1993年我从北京南下，在去港口镇的一座桥边问路。那位老大爷不停地摆头摆手，嘴里不知咕噜着什么样的鸟语。情急之下，我又在纸上写出来，他仍然不停地摆手不停地摇头，还是那些让我一头雾水的鸟语。我心想真是倒霉遇见鬼，八辈子遇到了哑巴加文盲。

那时候初到南方，面对清一色“会粤语者优先”的招工启事，感到很不理解，甚至一度对抗：为什么不是国语，而非得是那些云里雾里的粤语？很长一段时间，我的内心与这座城市格格不入，尽管我下了狠心即便死也要死在广东这片土地上。

碰巧的是1995年，当地电台第一个普通话节目“天南地北人间情”开通了读者热线，处处碰壁的我，将满腹委屈和彷徨一股脑写给了主持人大姐。电波那头的她，不仅读出了我这封信，还特别在最后开导我：要融入他乡，首先得从语言开始——走向成功，此为第一道桥梁。

于是，买来收录机、磁带，甚至还有那种粤语、国语对照的机械版本书籍，就像小时候学最简单的数数开始，从一到十，然后又从简单的对话开始。我进的那家单位不用加班，每天晚上可以只干一件事：学广州话。应该说，我的语言天赋不错，三个月下来，我就可以和本地人沟通了。由于广州话比普通话多两个音调，咬字不准成了初期的硬伤，时不时就会遭到本地人善意的嘲笑。为此，我又买回《广州音字典》，每晚观看电视台的粤语新闻节目，边看便跟着说，咬不准的音马上查找字典。如此坚持下来，我不仅会说粤语，还懂得粤语，一下子就与本地人的关系拉近了。如今我这个当年的“捞仔”，时不时还充当一下他们的粤语老师哩。那种成就感啊，超级爽。

最近二十年来，国语、粤语、恩施话三种语言，几乎每天都在我的生活中翻来覆去地演绎。它们从不相互打架，相安无事，不曾想一回到恩施，便被彻底打回原形。

细想起来，如今的情形或许就是当年广东人的翻版罢了。几乎是与生俱来的语言毕竟要顺口得多自然得多，眉飞色舞时，自然就懈怠了旁人的存在。刚开始尚无多大感觉，同样的后来，是越来越多的外省人形成的消费群体，一步一步改变了“语言”的结构状态。

只要去到菜市场、商场，人还在老远，“老板老板”的亲热声就传来了。我一个劲摆手：“打工仔呐！打工仔呐！”不管你纠正多少次，每次都会重复上述情景。也就懒得去理会了。便在心底对自己说：“加油干！将来即便做不了老板，也得把文章写好！”一坚持就是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发表作品百万字，出书好几本，获奖也不少。算是勉强对得起当年那声声刺耳的“老板”了。

像我们这样常年打拼在沿海的北方人，无论混得如何，心底总潜藏着一种乡愁情结，说穿了，就是根。如果要找寻具体的特质，无疑就是地域文化。而她首先却是通过语言体现出来的。尽管他乡也有说家乡话的时候，那不过是掺了水的低度数白酒，总觉得不够过瘾，不够酣畅，以至于真正回到故土时，憋着一股子劲也要喊几句那种极具野性的“行话”来。

当然，我也不会忘记在最合适的时候，来点沿海城市里的“元素”，炫耀一下，满足心底那点可怜的虚荣。于是，足浴接近尾声时，我按了结账服务铃，对进门的服务生说：“麻烦结一下账！”服务生在总台取回消费单，用收银夹将账单夹好，然后恭恭敬敬递了过来：“先生，是您要埋单吗？”那一刻的我，非常OK地飚了一句广东话：“我屌！广州话嘅埋单都埋到恩施山旮旯啦！”

而在建始小城，我则遇到了另一种版本的李逵打架。去某酒店吃饭，楼面经理得知我是广东回来的客人，立马改口和我说起了粤语。老乡和老乡说粤语，别有一番情趣。原来经理早年曾在广州某大酒店做服务员，练就了一口流利的广州话。后来回到老家发展，凭着自己积累的打工经验以及自学管理方面的知识，在业界混得可谓风生水起，所经营的酒店自然胜出同行。这些年交通的愈发便捷，致使恩施的旅游热度持续升温，吸引了不少沿海发达地区的游客，特别是来自广东方面的客人，语言交流上的亲和力，使得他负责这家酒楼，更是火热无比。

众所周知，当今社会的人口大迁徙的规模以及持久程度，可谓历史上绝无仅有。语言就是一个最抢眼的风向标，从最初的你弱我则强、我弱你则强，一步步演变为眼下的经济互动模式。如今珠三角，便是最生动的例证。

就像我工作了二十几年的这座城市，如今的情形与当初又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。无论私下还是公开场合，粤语不再成为官方首要语言了。曾记得前几年某个正式会议上，某位地产老板上台发言，刚一出口，会场上就爆发出一阵窃笑。原来，那位老板还是一口原汁原味的本地话，这在多年前是不敢想象的场面。其实，真正变化起来，充其量也就那么十年八年时间。而且，原来某些老土的本地话，也正在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，改变着其自身的结构。

想起两千多年前的岭南，还是一个极其封闭的蛮荒之地，一次又一次自北而下的移民潮，逐渐改变了这里的人口结构和文化结构，最终形成如今的广府文化、客家文化、潮汕文化雷州文化为体系的广东文化。交流融合，新陈代谢，一边是腐朽没落，一边是涅槃新生，历史就这样焕发出青春的活力和璀璨的光彩。

语言是人与人沟通的第一道桥梁，它往往决定着一个人，一件事情最终的成功与否。而语言悄然的相互转变，完全折射出了当今社会思想观念和意识的自觉变化,同时，也说明改革已深入到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。社会的巨大变革，可以是由上到下轰轰烈烈的变革，也可以是自下而上悄无声息的变革。无论是哪一种，都是从事物的核心开始，由里及外，层层扩散，最终达到质变。

就像语言。

2008.07.30一稿

2018.10.18修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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